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股票配资开户平台明初的藩王不仅有自己的封地

文｜惟寅

张居正，一代名臣，祖父曾是辽王府护卫；吴承恩，《西游记》作者，曾任荆王府纪善(掌讲授之职)；李时珍，尝百草著《本草纲目》，曾接受富顺王朱厚焜的赞助……这些明朝著名人物我们再熟悉不过，他们和藩王的关系却少有人知。《藩屏：明代藩王的艺术与权力》是艺术史学者柯律格的代表作之一，也是明代藩王物质文化史研究的开拓之作，英文版出版于2013年，最新中文版于今年面世。跟随该书的足迹重新审视明代文化，可以对藩王的权力格局产生别样的认知。

《藩屏：明代藩王的艺术与权力》

[英]柯律格著

黄晓鹃译

世纪文景｜上海人民出版社

削藩之后的明宗室

西周以来，历代统治者对同姓宗亲大行分封，希望以血缘关系构筑帝国屏障，此谓“藩屏”。朱元璋建立明朝后，稽古改制，广封诸子为王，镇守要塞，形成拱卫帝室之藩屏，想以“亲亲之谊”辅弼江山永固安宁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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朱元璋确立每个亲王后，都会赐予20个字，每一代的男性成员取一字作为名字的第一个字，也就是字辈，名字中的第二个字则由五行确定，顺序是木、火、土、金、水，依次循环。比如朱棣、朱高炽、朱瞻基、朱祁镇、朱见深。

终明一代，累计分封亲王266位，亲王之下又有郡王、将军、中尉等层级，形成以血缘关系为基石的宗藩体系。为有效管理宗室群体，朱元璋诏令中书省编修《祖训录》，开设大宗正院，制定严密的宗藩制度。

明代宗室分封具有两个显著特点：“世袭罔替”和“降等袭爵”并存，设有保底爵位；王爵的继承讲究嫡庶之分，仅嫡长子具有世袭权，其余子嗣只能降袭。当然，这种分封模式只是一种理想化结构。在明代历史上，从皇帝到郡王都存在次嫡子孙、庶子孙，甚至旁支子孙继位的情形。

从这套秩序的最初构建思路来看，朱元璋想让能征善战的诸子领军，牢牢守住抵御北方和西部防线，由此构成长城、黄河、长江几道阵地。所以，明初的藩王不仅有自己的封地，还能领军，是事实上的军政大员。

不过，历史的教训早已证明，势力渐大的宗室往往会成为威胁君权的隐患，统治者总会转而推行强干弱枝的削藩策略。靠藩王班底起家“靖难”的朱棣成为皇帝后，深谙其中的利害，上台后剥夺了藩王的军事权力，但为了赢得支持，继续按照朱元璋留下的祖训，给予藩王以丰厚供养。

无忧无虑的生活背后，是形同囚徒的严密看守。宗室子弟不被允许参加科举，这一禁令直到明代晚期的1595年才解除。宗室子弟过高的生育率，使得明朝政府不得不背负很高的供养负担，为世人所诟病。所以，自永乐朝起，藩王和宗室很少被提及，世人通常将宗室成员定义为无知、无耻、贪得无厌的统治阶级中的最糟糕分子。

但是，这些所谓的“无用之人”，在植物学、炼金术、地学、物理学以及文化艺术领域却有不凡贡献。作为“王世子兼剧作家”的朱有燉，是少数可以跻身《明代名人传》的宗室人物之一，他被称为“15世纪上半期最重要的剧作家”。朱载堉在音律方面的著作，让他成为音乐史和数学史上的重要人物。

这正是《藩屏》这本书探讨的内容。柯律格指出，明代藩王虽被限制参政，却通过资助、消费和创作，成为宫廷与民间、本土与域外文化沟通的中介，并在地方文化生态中占据主导地位。

文化艺术创造中心

对于明代物质文化的研究，过去往往集中在江南地区，因为江南经济发达、文化繁荣，留下了丰富的遗迹，相关史料也多。《藩屏》不落窠臼，重点讨论了山西和湖北的明代藩王及其文化艺术贡献。两地曾是数个藩国的所在地，其中，湖北可谓宗藩最盛的省份，有明一代共有七位亲王于此建藩，山西则有三位。

藩王以及后来诸多的郡王、镇国将军、辅国将军等宗室子弟，都在受封地有自己的住所，从而塑造出独特的王家景观。《藩屏》注意到，北方藩王的宫殿，在雄浑大气中彰显着王室威严，其建筑材料、布局结构受当地气候、地理条件影响，与温婉秀丽的江南形成鲜明对比。这些景观与江南地区的园林、民居等形成鲜明对比，丰富了对明代整体物质文化版图的认识。这些王家景观，又成为当地的文化艺术创造中心，汇聚和团结着当地士人。

当然，藩王的宫殿、服饰、仪仗等都有严格的规制，在柯律格看来，这些物质文化元素是藩王身份地位的象征，也是皇权在地方上的延伸。从中可以看出，明代朝廷如何通过藩王，在各地建立起一套具有象征意义的物质文化体系，从而达到巩固统治的目的。毕竟，藩王的存在本身就是统治格局的一部分，其物质文化也构成了独特的权力结构。

柯律格还通过考察山西、湖广的遗迹，揭示出藩王与艺术生产、流通千丝万缕的关联。比如，藩王是其封地的佛、道教宗教建筑的重要资助者；藩王的府邸是拓印、摹刻、收藏、交流以及书法、绘画、书籍创作的重要场地。晋王的崇善寺、肃王的玄妙观、周王的《东书堂帖》、鲁王的《画法大成》、潞王的仿古铜鼎、梁王妃的宝石金簪、宁化王的老陈醋，都可以看到藩王的参与或赞助。

藩王们的这些行为，推动了艺术在当地的传播，并通过文人交流、贸易等方式，将艺术传播到其他地区。同时，藩王领地的一些特色手工艺品、艺术风格等，也可能因藩王的活动或与外界的交流而被带到其他地方，从而实现不同地区物质文化之间的相互影响和借鉴。由此，《藩屏》打破了以往认为明代江南地区是文化单向输出地的片面观点。

权力的中继站

对藩王文化艺术的开拓性研究，还引出了对明代藩王权力真实形态的思考。

在朱元璋理想主义的治国构想破灭之后，人们会发出一个疑问：对明朝而言，供养这群龙子龙孙的意义何在？在通常的想象中，中央集权意味着权力从中心向边缘流淌，越靠近边缘便越衰弱，直至鞭长莫及。而柯律格提出，明代藩王在巩固中央集权中发挥着独特作用。

明太祖朱元璋画像

用通俗的话来说，如果位于南京或北京的朝廷可以比作全国广播电台，那么藩王在各地的王府就是一个个中继站。当来自朝廷的信号随着距离的增大而逐渐衰弱模糊时，中继站会将信号再生与放大，使其能够覆盖更大的范围。正是遍布整个王朝的中继站，将皇帝的声音送往每一个遥远的角落。

比如，洪武时期，图像由朝廷向王府传播的模式清晰可见。朱元璋命人将他自己非常满意的一幅肖像绘制多幅副本，赐予“诸王”。永乐帝和宣德帝的肖像也有类似的多件副本。这表明，至少在明代初期，皇帝的肖像并非仅局限于丧葬或身后事的场景中，而是扮演了把帝王的形象和印迹复制到多个地点的角色。

另外，至少是在明代早期，历代绘画最重要的一些收藏都出自王府。对现存山西太原晋王府藏品的研究可以证实这一点。艺术史学者、耶鲁大学教授班宗华鉴定了33件早期书法和绘画的真品，上有晋王府的各式钤印。其中的15件同样有着明初皇家内府收藏的半印“司印”，表明它们是朱元璋给晋王的赏赐，很可能就是在晋王获封的1378年。这批最初的赏赐中，包括现存明代以前传世之作中最有声望和权威的一些作品，比如具有里程碑地位的北宋山水画，郭熙作于1072年的《早春图》，还有一度被认为是卫贤作品的《闸口盘车图》。

如今可以鉴别的，只是王府原有丰富收藏中很小的一部分。而且新的作品继续被添加到这批藏品中，比如被归为陈居中之作的画着一位驯鹰人和一匹马的小幅作品，画的正中上缘就印有“晋府图书”。

基于这些研究，柯律格反驳了过去研究里认为“藩王是出于逃避、转移皇帝注意力而不得已求其次转向艺术和文化活动”的观点，认为他们在宫廷和精英之间充当一座桥梁，很多时候是在主动作为，有战略意义。

放在全球视野中

《藩屏》的特色，还在于将明代藩王放在全球视野中考察，与同时代世界其他地方的贵族、王室相比较。

放眼全球，皇室是一个大家庭，皇帝普遍存在兄弟，这些亲人可能是最有力的支持者，但也可能变成最危险的敌人。其实，不仅中国皇帝有这个困扰，中世纪和早期现代的欧洲帝国也有这个问题。不同的文化用不同的方法来解决，奥斯曼帝国的答案是把所有的兄弟都杀掉。中国古代王朝在试验不同的办法，这个朝代把他们都分封出去，下一个朝代又把他们都留在京城。后朝都在希望尝试前朝没用过的办法，在柯律格看来，这是中国的一个特色。

柯律格认为，明代中国的宗室贵族文化在许多方面都非常独特，其中最突出的一点是对书法艺术的参与。明代早期的贵族和同时代的英国贵族，都喜爱打猎和使用大量金银餐具，但作为中国“高雅艺术”的书画，在西方却没有直接的对应之物，当然也没有西方贵族投身于书画之中。

关于宗室人口，以及随之而来的宗禄的怨言，在明代的文献中随处可见，这基本上左右了今人的认知。

有人曾记录了嘉靖八年(1529年)的宗室人口数量。这一年，宗人府的档案中记载了8203人，其中30人为亲王。这8203人中有203个郡王、438个镇国将军、1070个辅国将军、1137个奉国将军……人数最多、占据总人数近一半的，则是4300个“未名封”的人。他们虽是皇室后代，但皇族血统已然稀薄，获得的宗禄也相应较少。

柯律格认为，不妨从全球角度来思考这些庞大的数字。假设嘉靖时期的总人口数为1.5亿，那么这些常被视为“多”和“冗”的宗室，实际上只占据总人口的约0.0055%。“如果我们以比较的视角思考这个问题，就会发现同时期有封号的法国贵族占总人口数的约1%，英国贵族为2%，西班牙和匈牙利均为5%，而波兰立陶宛联邦为6.6%。”

受限于材料，明代藩王留下的信息不多，“见于记载的作品未能传世，而传世的作品又不见于记载”，所以，《藩屏》的叙述较零碎，多有“可能”“也许”之语，许多问题没有详细讨论，但是毕竟提供了许多新思路。其价值在于，当我们换一种方式看待藩王，也就有了认知明史的新视角。

发布于：山东省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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